【温铁军】从老冷战到新冷战 148134

尽管有人反对冷战”的提法，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谋求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和世界各国（及其人民）保护自己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权益之间的矛盾，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而这对矛盾当中，美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主导作用。特别是自特朗普政府明确提出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之后，美国对华脱钩”政策延续至今，中国已然被动地被拉入新冷战”。

认清形势的来龙去脉，才能对形势做出正确的研判和应对。从本周起，友成君将以每周分享一课的频次，邀请您一起学习温铁军教授的《从老冷战到新冷战》系列课程。

总序：从老冷战，到后冷战，到新冷战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做有独立性的思考，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一定得和我们的调查研究和比较研究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得出相对更接近客观真实的理论和观点。

——温铁军教授

”

温铁军：大家有多少人了解过去的老冷战，有多少人知道老冷战结束的时候，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多少人知道当老冷战结束转为后冷战时代，以及当后冷战又再转为新冷战的时候，都是哪些关键因素造成的这些转化？这是我认为大家应该有所了解的、这个客观世界的演变过程。

作为伴随着国家一起长大的一代，我们经历了太多年轻人没有经历的事情，在这种经历中做有独立性的思考，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一定得和我们的调查研究和比较研究结合在一起，我们可能才能得出相对更接近客观真实的理论和观点。我要介绍的就是关于新冷战的调查研究和我们在调查研究中的思考形成的理论和观点。

拨乱反正：乱源”何在？

 

问题是：我们的分析能力，构建在没有清理的知识体系之上。

——温铁军教授

”

温铁军：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知识形成于教科书，或者说你们是读着教科书长大的一代，而教科书恰恰是在冷战时期所形成的，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等等，这些学科知识体系和冷战时期的对立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性矛盾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我们对这些教科书的知识没有辨析的能力，且不说是否对这些知识有所清理，就是认识这些知识本身的背景，恐怕也有相当的难度。特别是在全球化发生内生矛盾，并且内生矛盾导致全球化危机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人们似乎还是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我们很难在没有清理的知识体系构建成我们的分析能力的这样一种条件下，去面对今天全球化解体的过程中，我们身处其中的复杂形势。

当代中国人，仍然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

 

苏联解体后，迈开双脚我就去了苏联东欧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做实地调查，我去了7个国家，我是个亲历者。

历经了10年对国际问题的比较研究之后，我又有机会去接触西方大的金融资本集团，甚至到他们做重大决策的地方，身临其境地去体验。所以我跟大家交流、讨论的观点不产生于你们的教科书，也不产生于这些被意识形态浸淫了多少年的所谓理论和观点，而主要产生于国际比较研究，产生于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大变局。

——温铁军教授

”

温铁军：80年代后期，我作为当时的中央政策部门的一个调查研究人员，正好有机会参与当时世界银行项目——世行在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世界银行是跟中国政府签的协议，我作为中国政府方面的工作组成员，参与了世界银行对中国政府的软贷款，也就是帮你做制度调整，其实也就是帮你推进西方制度体系——这样的贷款工作小组，被送出去，到美国去学习怎么操作这些贷款，也就是说世界银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怎样操作贷款的。为了了解这个经验的过程、执行的过程，又得先去学习它的方法。

跟班作业、辅助世界银行的庞大团队在中国推进按照西方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转轨”的具体工作，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得以了解西方对发展中国家一般推进制度转轨的内生性的需求。

1991年苏联东欧解体，八一九事件，叶利钦登上坦克，苏联实际上解体是八一九事件。它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带着在中国做的一个全国性的量化分析（抽样调查），了解中国国民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态度，拿到美国去做数据分析。

1989年到1991年，三年左右的时间，世界发生了巨变，苏联东欧体系轰然倒塌，这正好是我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这时在西方盛行的是中国崩溃论”，没有谁会认为苏联东欧这个庞然大物都解体了，中国还能撑得住。所以当时我在美国要做讲座的时候，很多人说你什么都不用说了，铁幕”已经垮了，你们只是竹幕”，根本撑不过3年。

那怎么办呢？我说我还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看。所以迈开双脚我就去了苏联东欧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做实地调查，我去了7个国家，当时这些国家社会非常混乱，甚至很多地方在发生战争，很少有中国的官员和学者能在这种条件下亲身去经历这场事变。我是个亲历者。

不仅如此，2001年，911事件爆发，美国新经济危机爆发，双重危机同步爆发的时候，因为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原来的中国崩溃论”突然转为中国威胁论”，这时候我又有机会被西方的大金融资本集团请过去跟他们做对话。

历经了10年对国际问题的比较研究之后，西方这些大金融集团开始重视我们比较另类的对中国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分析，所以我又有机会去接触这些大的金融资本集团，甚至到他们那些做重大决策的地方，身临其境地去体验。所以我想我能够跟大家交流、讨论的这些观点不产生于你们的教科书，也不产生于这些完全被意识形态浸淫了多少年的所谓理论和观点，而主要产生于国际比较研究，产生于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大变局。

希望大家从我这个系列讲座中，能够得到一个更多地贴近客观实际的观点的分析，而不是只从教科书形成一套比较符合理论逻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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